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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蜜蜂

中国是不是在用高房价引导人口由大城市向中小城市迁移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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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大城市人口调控工具怎么可能就房价这一个呢?当然,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林宝认为,大部分所谓的低端产业和就业人口是产业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很难分割。他认为,真正有效的办法是“割肉”:依靠顶层设计,将某一条块的城市功能自上而下疏导出北京,从而带动整个产业的顶端、部门和低端产业同时分流。以医疗为例,据统计,每年来京治病的人数就高达3000多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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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评论】---------------------------------------------------------

这个问题的问法本身就值得探讨:

——中国是不是在“用”高房价引导人口由大城市向中小城市迁移的路?

“用”这个动词是必须要有一个主体的。是“谁”在用高房价“引导”人口?“中国”指代的到底是谁?是土地供给方,大城市的地方市政府,或者中央政府?还是土地的需求方,已经在大城市购房,或者打算购房的普通民众?还是整个市场?如果以政府做主体,人民群众做客体也不是不可以,那么问题可以这样看:

1、中国大城市的高房价是土地供应者和需求者共同造成的。

以北京为例:如果在当下的时点上,大量增加北京市周边土地供应,北京房价的上涨一定会有所缓解。但出于各样的问题(3),作为土地供给方的政府部门并没有这么做,所以房价上涨了。但从另外一方面看,北京的房价上涨也是对住房有需求的这批人共同推高的。(货币因素对总体购房能力没有质的影响,只是造成一部分先上车的人账面资产增值速度大于后上车的人,也就是“便宜”了先上车的人。)问题是,为什么有如此多的人对北京的房子有巨大需求?

2、因为资源“不合理的”、“过度的”集聚

对比美国和日本的城市群,我们会发现,尽管美国和日本都有城市规模超过北京上海的超大型城市,而且人口集聚程度高于北京上海,但这些超大城市的存在是以“城市群”的存在为基础的,并且这些城市群中的每个城市定位相对清晰。

与以上两个国家相比,一方面中国总人口太多(有15亿之众,美国3亿多,日本1亿多),而大城市和城市群太少(一线城市“只有”四个,这些一线城市的总面积相对于中国总人口而言太小)。另一方面,这些城市所集中的资源又过于集中。且拿北京来看,北京集中了政治、金融、文化、教育科研等最优秀的资源,以及少数风口浪尖的赚钱行业(互联网、金融)。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座城市的资源有如此集中且多样化。如此多人的就业,吃穿用住行,都集中在狭小的地理空间内,这种竞争是非常厉害的。所以高房价表面上看是土地供需的不合理,实际上是由资源不合理集聚所引发的土地矛盾。那么回到上一个问题,能否增加土地供应,让资源的集聚与人口土地供需相匹配?好,现在假设完全放开土地供应,将会带来的各样的问题(3)

3、扩大城市规模带来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地区间效率与公平、大城市病

a、地区间效率与公平。如果完全根据需求开放土地供应,扩大城市规模,随着大城市规模越来越大,人口越来越集中,资源也越来越集中,由此将造成地区间经济差距,贫富越来越大。可能大家会想,想要过富有的生活,想挣钱,去大城市就可以了。其实并不是所有的人口都具有完全的流动性,就像并不是所有的人的效率(就业市场上的竞争能力)都一样。这中间最重要的一(二)点就是:在城市扩张的过程中,由城市规模增长所带来的就业增长(人口数量增长)是递减的;在城市扩张过程中,由城市规模增长所带来的资本积累的效率将会远远高于劳动力收入增长。因此,当放开城市间竞争后,大城市人口数量增长会越来越慢,同时大城市内部贫富差距,大城市与小城市之间的经济与贫富差距将会越来越大,并由此造成很大的社会问题。比如中小城市地方财税压力会越来越大,小城市的经济,就业,教育,医疗会逐渐萎缩。在只有少数几个(例如只有4个一线城市)大城市的情况下,小城市的人考到清华北大的几率是不是越来越小?小城市的人是不是更难获得优质的医疗资源?以往在农村出现的留守儿童问题,会不会在很多小城市也出现?在不增加“大城市”数量的情况下,中国的绝大多数人还是生活在中小城市。随着大城市规模的增长,“少数”大城市所带来的就业增长和对全国经济的拉动是逐渐递减,大城市投入产出的性价比将会越来越低,而伴随着的是人口数量占大多数的广大中小城市的凋零。换言之,利用行政优势,集全国最优秀的资源,发展少数大城市本身就是对大城市外的人的一种不公平

b、大城市病。城市越大,“城市病”也越大。人口和产业过度集中(单一城市),环境资源能否承载的下是一大问题。同时,随着规模越来越大,城市本身也出现很多拥挤效应。通过增加公共服务的供给虽然可以缓解这样的问题,但随着城市规模本身的扩大,解决大城市问题的投入产出效率是递减的,而个体在城市中所付出的生活成本则是递增的(这个问题反映的就是城市增长过程中财富的集中速度远大于人口的增长速度)。同时,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将城市中效率低下的产业和资源迁出的成本也越来越高。即越晚进行调整,成本越高。

实际上,如果真正的放开土地供应,大家多半会看到的一轮又一轮的大城市房地产热,正如前几年的情况一样。由于地区间差距越来越大,占数量多数的中小城市人口的需求被压制,在这个过程中实体经济衰退的速度可能更快。在中国,如果一个人能够在大城市生活立足,本身已经处在社会效率和财富累积速度上的处在较高水平上了,也属于较为少数的一群人。现在的问题是,城市的发展是应该加速满足少数人的需求,还是稍微减少大城市财富积累的速度,更多的关注数量上占多数的中小城市人的生活?从短期效率和局部最优上看,发展大城市可能是好的。但如果从全局最优上看,发展中小城市的边际效率(就业、产业带动)是不是更高?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许多人的“利益”可能被牺牲了。比如许多即将就业,希望留在大城市,却发现大城市门槛越来越高的年轻人。但很多问题并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就可以解决的,因为很多我们视而不见的“存在”并非合理的,比如2中提到的“不合理的”、“过度的”集聚。

4、大城市需要改变城市资源结构,创造更多“大城市”和城市群。

中国城市的两大特点(不合理):一是资源集中程度与行政级别显著成正比;二是城市产业结构存在同质性,即城市之间处在一个相互竞争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地级市竞争不过省会,省会竞争不过一线城市。同样的行业,同样的工作,在大城市工资水平高,在小城市工资水平低;在大城市生活相对便捷,在小城市则单调。而随着政府行政权力的弱化和资源的分散,当城市间合作大于竞争时,城市群才更容易形成,此时,城市间的工资水平和生活便利程度差距并不会太大。与单个城市为中心的城市化相比,城市群或许是一个更适合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关键问题是,手握各种资源的一线和大型省会城市需要放手某些资源。想要纾解大城市的人口,仅仅通过紧缩土地供应,间接提高房价恐怕是一个消极的办法。最根本的是通过调整产业和资源的空间布局,促进地区间合作和城市群的形成。什么资源都一把抓,同时又提高城市成本,解决不了城市发展和人口流动问题。要让更多的人通过努力过上更好的生活,不应是给大城市建筑高墙,也不应该是任由大城市发展成一个四不像的胖子。中国需要的是数量更多的,相互补充,相互合作的一线和准一线城市群。而要创造更多大城市,既需要资源的集聚,也更需要资源的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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